埃隆·马斯克(Elon Musk)表示,现在将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私有化“已不可能”,但 SpaceX 的星链互联网业务可能在合适时机上市。 特斯拉股票 21 日被纳入标准普尔 500 指数(S&P 500),其股价今年迄今已飙升 7 倍。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显示,今年马斯克的净资产增加了 1322 亿美元,达到 1597 亿美元,令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富豪。 与此同时,马斯克表示,当星链太空互联网业务的收入增长变得“合理并可预测”时,可能在合适的时机选择上市,这与该公司总裁格温·肖特维尔(Gwynne Shotwel...... Last article READ

秦朔:创新何太急

  文/秦朔

  来源:秦朔朋友圈(ID:qspyq2015)

  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三个问题:

  为何创新要只争朝夕?

  中国企业的创新现状究竟如何?

  创新中可能存在哪些认识上的误区?

  创新往往是被逼出来的

  先谈第一个问题。

  创新的重要性、战略性不遑多论。但像近年来中国这样,举国上下、方方面面、万众一心、刻不容缓推动创新,则是罕见的。

  如在缺芯之痛下,2014 年 9 月成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(大基金),第一期总募投 1387 亿元,累计有效投资项目 70 个左右;2019 年 10 月成立的第二期,注册资本高达 2041.5 亿元。

  再以资本市场为例。2018 年 11 月 5 日国家领导人宣布将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,9 个多月后就开市了,首批 25 家登陆。截至 2020 年 12 月 23 日,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已达 208 家,累计募资近 3000 亿元。

  科创板创下了多个资本市场的新记录,如未盈利甚至未有收入的生物制药企业上市,红筹企业上市,同股不同权企业上市,发行中国存托凭证(CDR)的红筹企业上市。已在境外上市的红筹股中芯国际,从受理到上会仅用时 18 天,创下最快上会纪录。可见为了给创新开路,相关各方都在超常规、打破常规地工作。

  两期大基金有 3400 多亿,科创板一年零五个月已融资近 3000 亿,而 2019 年中国所有企业的研发经费不到 1.7 万亿,可见对科创的重视和投入之巨。

  中国强调创新,既有内生的动力,也是受外部环境的倒逼。这一轮自主创新的提速,与特朗普政府的技术打压、限制高度相关。

  如果往前回溯,也能看出,创新往往是被逼出来的。

  1986 年中国出台 863 计划(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),背景就是四位科学家王大珩、王淦昌、杨嘉墀和陈芳允看到 1983 年美国出台了“星球大战计划”(战略防御倡议),1985 年欧洲出台了“尤里卡计划”(欧洲研究协调机构),1984、1985 年日本在酝酿“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”,他们因此提出“应该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”。邓小平看后批示,“此事宜速作决断,不可拖延”。

  2002 年十六大提出“制定科学和技术的长远发展规划”,此后经过 3 年多努力,2006 年出台了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(2006-2020 年)》,提出了“自主创新,重点跨越,支撑发展,引领未来”的 16 字指导方针。其中对自主创新的定义是,“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,加强原始创新、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”。

  2001 年中国刚刚“入世”,深度融入全球化,为何很快就酝酿自主创新方针?有一个例子颇能解释。2003 年 12 月,时任总理温家宝访美,美国提出平衡贸易逆差,温家宝说“中国人不能老乘飞机吃大豆”,不是我们不愿意买你们的产品,是许多产品你们不允许卖给中国,我们不能老是买你们的飞机和农产品。

  当时中国已经意识到在尖端科技领域,国外不可能把核心技术卖给你。如果始终没有核心技术,中国将继续“出口 1 亿双鞋或 8 亿件衬衫才能进口 1 架空客 380”,只能一直向外企缴纳昂贵的专利费。当时手机专利费占售价的 20%,计算机专利费占售价的 30%,数控机床专利费占售价的 20% 至 40%。

  一旦中国企业掌握了核心技术,外企的产品售价就可能几倍、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地下降。典型的例子是程控交换机,中国 80 年代刚开始引进时每线价格是 500 美元左右,自研成功后,外企把价格降到了每线几美元。

  2005 年,时任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在“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”演讲,他说,“引进技术并不等于引进了技术创新能力”,“让了市场又缺乏核心技术,有可能成为依附型国家,最后受制于人”。他在幻灯片上引用了美国兰德公司 1980 年一份报告中的话——只有技术独立,才有经济独立,最后才有政治独立。

  近年中国创新的强力启动,既是“自主创新,重点跨越”方针的延续,又被美国制裁中兴、封堵华为等一系列事件所加强。而且和以前比,这一次被逼,一些企业到了攸关生死的地步,最为紧迫。

  不少人应该还能记得 2018 年 4 月 16 日,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,在未来 7 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,5 月中兴公告称“受拒绝令影响,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”。在付出惨痛代价后,美国商务部才“暂时、部分解除对中兴通讯公司的出口禁售令”。

 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压制越厉害,中国被逼反弹的力度就越大,而且不再抱幻想。

  创新何太急!因为不急不行,没有更好的出路,除非甘愿成为“依附型国家”。

  和世界一流水平还差多远?

  接下来谈第二个问题,中国企业的创新现状究竟如何?

  先把结论说出来:

  1、中国企业在创新之路上已经走了很远,但还有很远的路要走。

  2、尽管还有很远的路要走,但中国企业正处在创新革命与创新演进的伟大征程之中,未来可期。

  我每年实地调研几十家企业,常规问题包括:我们和世界一流水平还差多远?差在哪里?能不能赶上?如何赶上?所见所闻让我知道差距,也知道差距正被压缩。

  从工业和信息化这个角度看,主要差距还是“四基”(核心基础零部件、关键基础材料、先进基础工艺、产业技术基础),以及“新四基”(自动控制和感知硬件、工业核心软件、工业互联网、工业云和智能服务平台)。

  众人皆知的差距是芯片。全世界 10 台手机 8 台在中国生产,但在华为之前,所有芯片都不能自给。计算机、通用电子系统、通信装备、存储设备、显示及视频系统的核心芯片也主要靠进口。生产智能手机的贴片机、双轨印刷机,生产面板的曝光机,生产 OLED 的真空蒸镀机,生产芯片的顶级光刻机,生产汽车的多轴机器人,生产风电基材的高性能数控机床,这些关键设备基本靠进口。

  在核心基础零部件方面,从重型燃气轮机的叶片、高端传感器到机械设备中的高性能轴承,乃至极为便宜、但一颗坏了就会让电路板报废的电容,基本都靠进口。中国一年能生产 10 亿吨粗钢,但高端的轴承钢、用于飞机起落架的超高强度钢都要进口。

  在材料方面,无论高端化工材料还是高端电子材料,大部分靠进口,如生产芯片用到的光刻胶,生产液晶面板的偏光片以及偏光片上游的 TAC 膜、PVA 膜,生产显示器用到的大尺寸 ITO(氧化铟锡)靶材,生产手机和汽车用到的结构胶,等等。

  在操作系统、高端 3D CAD 软件、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(EDA)、高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等方面,中国没有一家在全球有地位的企业。科学仪器也如此,全球 Top20 公司没有中国的,高端光学显微镜、透射式电镜生产国内几乎是空白。

  我在企业经常听到的是,在很多高精尖、核心、基础方面对外依赖性很强,高性能的制造设备(如数控机床)还不行,很多东西用国产设备、材料、工艺也能做,但强度不够,精度不够,可靠性、稳定性、一致性不够。

  其实都不是新问题。我几年前提出,中国经济要从博大走向精深,说的就是这个问题。

  为什么有这么多差距呢?

  第一,从工业革命开始,西方就一直走在创新前列,我们起步太晚了,他们领先很正常。

  第二,精深化的工业能力需要积累,是系统工程,是时间的朋友,需要一个过程。

  第三,现代产业发展的很多标准、专利、路径基本由西方制定,我们也是这个大体系中的成员,要超越或突破,需要付出极大努力。

  最后,是创新背后的深层次问题,如基础科学研究、整个社会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、教育、人才、创新环境和体制机制等等。

  中国创新已经走了很远

  既然有这么多地方的差距,为什么说中国企业在创新之路上已经走了很远,前路可期呢?

  卡脖子让我们很痛,但换一个角度看,这恰恰是因为中国企业的创新已经接近了一个临界点,再不卡,他们就要领跑甚至制定规则了(如华为 5G),所以现在的霸主国家采取行动。

  我在调研时发现,如果把技术创新高地比作珠峰,中国很多领先企业都越过了五六千米,正朝着七八千米攀登,有些已经接近顶峰。几乎所有企业所说的追赶对象,都是这个行业的全球佼佼者,个数已经没几个了。

  “四基”还有差距,但也走过了千山万水。2012 年苹果公司在“供应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”中首次披露全球 156 家供应商名单时,中国大陆厂商仅有 8 家,2019 年已上升为 40 家左右(含香港)。由于台资厂商(46 家)和一些外企工厂也建在大陆,我们在电子消费产业整个链条上的供给能力已有巨大飞跃。

  在大国重器的自主创新方面,这一两年的北斗系统、5G、超级计算机、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、可重复使用航天器、嫦娥五号轨道器等等,无不显示出中国创造的力量。

  像嫦娥五号轨道器,要经受从摄氏零下 200 多度到最高时 1300 多度的考验,其背后是一体轻量化热设计理念、错峰补偿控温策略和二次热防护复合系统等等的突破。

 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发布的《2020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》中(涉及 131 个经济体),中国排第 14 位。2019 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2.23%,超过欧盟平均水平。研发人员数量居世界第一。

  即使被热议最多的芯片,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分会理事长魏少军最近指出,“十三五”期间中国芯片设计业的规模从 1325 亿元增长到 3819 亿元,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3.6%,是同期全球半导体产业年均复合增长率的近 6 倍。中国往前赶的速度非常快。魏少军说:“沉下心来再干 10 年,中国芯片设计业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。”

  我还有一个体会,不少几年前还被认为是中国空白或短板的地方,不用太长时间就被突破了。

  比如有一种说法,中国一年生产 380 亿支圆珠笔,占世界总产量的 80%,但造笔芯的笔尖钢和设备都要进口。我问过晨光文具的创始人,笔尖钢以前从日本进口,但太钢集团花了 5 年时间钻研,在几年前就啃下了这块硬骨头。

  又如最近很多人担心辉瑞生产的新冠疫苗,必须在摄氏零下 70 度保存和储运,所以很难普惠。但比尔及梅琳达·盖茨基金会传出的消息是,当年默克公司的埃博拉疫苗也面临类似挑战,必须存储在摄氏零下 80 度以下。该疫苗使用了 Arktek 冷藏箱运输,这是一种采用高科技的绝缘箱,无需外部电源即可维持超低温长达一周,所以埃博拉疫苗在非洲武装冲突期间也能送到农村地区。Arktek 冷藏箱是青岛澳柯玛生产的,技术是和盖茨基金会旗下机构合作研发的。

  再如光刻胶,是《科技日报》2018 年报道的“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”之一,最近宁波南大光电材料公司自主研发的 ArF 光刻胶产品,已成功通过客户的使用认证,可用于 90nm-14nm 甚至 7nm 技术节点。

  我前不久到深圳工业富联参观,看到一个创新产品——智能化钢轨铣刀。也是《科技日报》报道的“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”之一。它用在养护高铁钢轨的铣磨车上,是最核心的部件,可以对钢轨轮廓及时铣削整形、消除各种缺陷。这种养护方法比砂带打磨要高效的多。

  在以前,铣刀只能从奥地利博瑞特公司进口,工业富联看到《科技日报》的报道后组织进行攻关,突破了材料、结构设计、涂层、高端装备、精密传感、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,凭借纳米级的切削工艺和基于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的运维控制技术,可以实现切削品质预警、刀具负载预警、过载判断、切削参数判断及处理等智能化操作。

  最近中国正在针对互联网巨头展开反垄断、反不正当竞争的审查整顿,这是必要的,但不少评论批评这些公司没有在技术创新方面有所贡献,则很偏颇。“新兴中国”(高盛提出的概念)是最近 10 年中国创新的亮点,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方面有非常多突破,有些地方是国际领先的,让亚马逊、脸书都感到压力。有人觉得电商、外卖、社交、网课、网约车、智能推荐、物流配送都很简单,但几亿人同时在上面活动,要保证高效实时可信赖,服务个性化精准化,并延伸到整个生态中,其实是极高难度的技术挑战。千万不要把创新的英雄当作狗熊。

  而且,中国实体经济和社会服务、政务的数字化转型中,互联网公司也是好帮手。现在到处都在讲一网通办、智慧城市,互联网公司是重要的推手。中国抗疫全球领先,互联网公司的服务也功不可没。

  在海尔中央空调的智能工厂,我看到从下订单到成品检测的 19 个环节,都开放给用户,可以实时可视化掌握,不用再到现场验货。在海尔举行的产业互联网论坛上,有嘉宾介绍了广西的一家智能化养猪企业扬翔股份。过去母猪配种靠配种能人,资深的查情员年薪要六七十万元。扬翔耗时三年开发了一套智能设备——查情器,全天 24 小时在线智能查情,自动采集母猪的行为、声音、气味、体温等等,确定最佳配种时间,提高母猪受孕率,增加产仔数,这样就用智能硬件重构了养猪价值链,企业也向着“科技改变养猪”的服务平台转型。

  还有朋友介绍了制伞行业的“智造”。以前做外贸订单,样品要来来回回快递很多次才能确认,之后再量产。现在用动图软件,工厂设计好图纸,数字样品 3D 预览,订货商通过互联网在软件上直接反馈意见,如同在同一张办公桌上工作。图纸确认后,服务器端的智能制造系统迅速进入下一个流程。速度快了,成本低了,效率高了。

  抬头看,离最高标准和顶尖高手还有差距,回头望,已经走了很远,超越了很多竞争者,还摸索出了不少有自己特色的创新路径——这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现状。

  从自主创新到为人类创造价值

  最后谈一下我们在创新方面的认知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区:

  1、把自主创新和对外开放合作对立起来。

  在坚持自主可控创新的同时,不能忽视开放式创新仍有很大空间,国际分工合作仍然广泛存在,你中有我我中有你,知识产权上的竞合与交叉授权很普遍。所以不能搞关门主义,不能放弃甚至排斥国际合作,也没有必要一切都重起炉灶,为自主而自主,谁都不能完全靠自己包打天下,都有对外依存性。

  2、政府在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中过深过度介入。

  近年不少科创企业在各地投资,都是政府欢迎的香饽饽。某些项目,在资本金方面地方政府已经占到百分之八九十,政府还直接为企业担保。政府支持创新的积极性应该肯定,但企业毕竟是盈利性组织,不是公共服务机构,政府给企业投资打包票,有违政府定位,且很容易扭曲资源配置,导致不公平竞争。个别地方政府的“风投成功”究竟有多大可复制性,应慎重评估。政府过度介入,也诱导一些科创企业(包括伪科创企业)为了圈资源、拿补贴,撒胡椒面地投资,这在管理上肯定不是最优。一窝蜂上马的历史教训不应继续重演。

  3、把自主创新标签化、概念化,忽视技术改造、工艺改善、管理进步等价值创造活动的重要性。

  现在打着高科技自主创新的项目和投资很多,好像从 0 到 1 指日可待,其实正如不少学术研究所指出的,英国当年的工业革命(revolution)本质上更是工业演进(evolution),很多技术早已存在,但这些技术的工厂化、产业化、市场化应用才是关键,从 1 到 100,更多靠演进。类似地,大量中国企业正在通过与市场相结合、与用户相结合、与数字化智能化相结合以及精益化、个性化、柔性化等方式,日拱一卒,日积月累地演进,在演进中实现创新升级。他们应该得到重视。而概念化的创新则需警惕。

  4、把创新和高成本、大投入等同。

  研发确实需要资金支持,但从边际增长的角度看,中国的投入已经不少,2019 年研发投入强度(研发投入/GDP)已超过欧盟平均水平。大量科技创新成果并不是钱堆出来的,而是和好奇心、对知识创造的兴趣、长期专注的研究积累、解决人类问题的持久热忱联系在一起的。

  我曾经去过东京的旭化成公司参观,该公司的名誉研究员吉野彰获得了 2019 年诺贝尔化学奖,以表彰他在锂离子电池研发方面的成就。吉野彰在读小学三四年级时,班级导师建议他读一本书,里面有蜡烛为何燃烧、蜡烛火焰为何变黄等内容。他从此迷上了化学。1972 年毕业后加入旭化成,开始摸索锂电池开发的门道,但产品出来后最初 3 年完全卖不出去,精神压力很大。不少创新是少数人苦心孤诣坚持的结果,并不一定是大兵团、高投入的结果。好奇心和探索欲比钱更重要,或者说,没有好奇心和探索欲,再多钱也是没有用的。

  5、把自主创新“泛政治化”。

  我在各地调研,发现在政府投入、政府采购、金融资源供给等方方面面,有一种“只要是自主创新就该支持,甚至不计成本支持,哪怕失败了也是正确的”潜意识,有一种“现在被卡脖子,等突破了将来卡你们脖子”的悲情。我们需要看到,中国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间跃居创新的前列,工业化、城市化、信息化、市场化、国际化同时展开,和我们作为后发者,通过开放,迅速把世界先进科技浓缩式地引入是分不开的。

  对于近现代以来世界的科学家、发明家、创新技术,我们在内心要深怀感激。我们固然付出了引进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代价,但获得的收益比代价要多的多。所以自主创新眼下是为了解决卡脖子问题,但长远看,还是要激发“创新造福世界”“创新推动人类进步”的更博大追求,有为人类做贡献的情怀,如此才能让世界感受到中国创新的价值与意义——不是把竞争对手都打垮,而是造福人类可持续发展。

  总结

  最后总结一下。

  由于外部压力意想不到的突然触发,导致我们在自主创新问题上,不由自主会被一种追求完全自主、希望快速解决问题、过于焦虑和急躁的情绪所影响。

  我写这篇文章,不是要压低中国创新的价值,而是希望在客观评估中国产业创新现状的基础上,建立真实的信心,并提醒方方面面,既要以只争朝夕的状态推动创新,但在具体行动中,不要太着急,动作不要变形,要走出过度焦虑,坚持长期主义,遵循客观规律,以企业为创新主体,以市场为主要牵引,以在全社会普及科学文化和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为长远基础。如此才能更好地推动创新。

  欲速则不达。合乎规律才能持续健康发展。

  文/伊页   来源:科技新知(ID:kejixinzhi)   黄喆患上了“30 岁焦虑”,从北京回到三四线的家乡小城。本想逃离北上广放松身心一下,求职的压力却不会轻易放过他,尤其是最近还遭遇了一件怪事。   希望找个轻松点的工作,一边打工一边考编,黄喆却频频受到一个风头正劲的互联网教育大厂“骚扰”。   “他们的 HR 感觉跟销售一样,在 Boss 直聘上天天问我,要不要去面试什么辅导老师,我连教师资格证都没有,压根儿没做过老师呀。”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黄喆还是试探性地加了一位 HR 微信,因为头像是他喜欢的类型......Next article REA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