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正式发布了鸿蒙2.0版本,它期望明年能带来2亿装机量,然而考虑到如今华为手机面临困境,仅靠华为自己恐怕很难实现这一目标,它需要国内其他手机企业的支持。2019年华为手机的出货量高达2.4亿部,占全球手机市场的份额达到16%,看起来似乎只靠华为手机自己就足以撑起鸿蒙系统,然而现实却未必如此。华为手机今年的出货量已出现下滑,预计今年的出货量将跌穿2亿部,明年更可能暴跌至5000万部左右,而且当初曾占手机市场超过三成市场份额的三星也未能发展自己的Tizen系统更何况华为。海外消费者很难接受鸿蒙系统,由于华为手机不被允许搭载谷歌GMS服务,华为在海外发售的手机已搭载自家的HMS服务,然而海外消费者...... Last article READ

我,活在中关村的夜里

  文/李娅宁

  来源:对撞派(ID:ai7gua)

  今年北京的降水,似乎比以往都要多。

  常在下班时间猝然而至的暴雨,猛烈撞击着地上的一切。灯火通明的写字楼里,键盘不断啪啪作响。时代从未如此波谲云诡,未来好像笼在一团雾气中;无数疲惫、落寞、纠结着的希望,在黑夜里暗暗生长。

  22 点的晚高峰

  晚上七点,卢宇霄从布满代码的电脑屏幕前起身,走出中关村的大楼,上了出租车。

  一个小时后,他出现在五棵松附近一家 live house 里,台上是他喜欢的重金属摇滚乐队,主唱正猛烈地甩着一头长发,发出粗犷的嘶吼。卢宇霄站在离舞台很近的位置,音响震耳,他用力挥动着手臂,几乎要跳起来。他叫着,声音淹没在 800 人的呼喊中。

  这是卢宇霄几个月一次的偷闲,他享受这样的聒噪,耳朵要爆炸,“这才叫生活!”而在中关村的每一晚,对他来说,都是“生存”。

  卢宇霄在一家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工作,公司很小,在中关村的一幢写字楼里租了半层。从 AlphaGo 开始,人工智能迅速进入大众视野,创业潮铺天盖地。这一家没什么水花,是沧海一粟。

  一年前,卢宇霄从云南来到北京,他申请了两家大厂,一家给了 offer 但工资太少,另外一家,由于面试官临时有事要改面试时间,他觉得对方不守信,因此放弃。

  他也有机会加入一个从大公司辞职创业的成熟团队,却听说那家公司一个人要干三个人的活,员工相隔一米也要通过打字交流,思索再三没有去。现在的公司,至少同事们“说人话”。

  不过,他现在偶尔会后悔当初的任性轻狂。这家公司是海归博士创业,他看不到什么希望。“老板太年轻,没经验,越来越凉。”公司网站上写着的融资数字,就像老板给他画的饼,看得见,但摸不着。

  几年来,不知道多少人工智能企业倒下了。办公楼中介说,几乎每一天,都有公司从中关村搬出去,新的公司再进来。这些公司中,小公司占了大多数,不乏人工智能公司。

  中关村有创业基因。新浪在万泉庄的三层小楼里壮大,百度在理想国际大厦上市,雷军带着创业团队喝了一碗小米粥,刘强东在电子一条街卖过光碟……

  后来,一波又一波意气风发的年轻人,怀着对成功的热望,开始了在中关村的创业,却大都黯然离场。卢宇霄觉得,这家公司的宿命也一样,而自己,只需要把口袋里的钱看好。

  同事张文哲工作过的上一家公司,已经消失在人工智能激烈厮杀的洪流中。当卢宇霄在躁动的人群中声嘶力竭的时候,张文哲正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。他一抬头,看到月亮,隔着一条马路,是密密麻麻的办公楼,窗格里的灯都亮着。

  此时的北京,欲望正在蔓延滋长,在推杯换盏的饭局上,在人头攒动的舞池里,在烟草和酒精混合的每一处的空气中。中关村不一样,中关村的夜清醒克制,欲望是沉默的。

  张文哲完成了今天的工作,在纸上画着几何图形,拓扑学让他着迷。公司的 CEO 是他的学长,张文哲却对商业成功和名声没什么渴望,他想去美国读博,研究数学。

  创业公司的欲望有时候很简单,就是活下去。为了这个目的,要加班,要不眠不休,要与时间赛跑。老板曾经在周五下午给一个新需求,问张文哲实现需要几天。他说“两天”,老板说“好,那 deadline 就是这周日。”张文哲的纪录是连续 26 天没有过休息日,公司活下来了,却暂时还看不到更远的曙光。

  不在中关村,你很难想象,这里的晚高峰,是 22:00。比如,互联网金融中心大厦门口,你会看到人群从大门涌出,二三十辆网约车几乎在瞬间完成集结,停靠在海淀东三街、丹棱街、海淀中街两侧。

  打开滴滴页面,打车排队人数在十分钟内从 100 涨到 500,让没有提前叫车的人感受到什么是绝望。下班的人们对着电话大喊,努力和司机确认位置。车辆错不开,总会有第一辆汽车按起喇叭,就开启了此起彼伏的喇叭交响乐的序幕。

  这样的景象在中关村很多楼宇前同时上演,打破了一天的平静。

  有时,会有一个背着双肩包的女生,或是穿运动短裤的男生,扫开一辆共享单车,从 3 辆汽车的夹缝中穿过,很快骑远。

  生活还是生存?

  字节跳动在中关村晚高峰的排队中功不可没。

  你去问保安,他会告诉你,一天的分界是 11 点。11 点以后,夜晚才真正开始。

  中关村的夜很有意思。街区正在改造,挖掘机啃噬着人行道的地砖,明天再铺上新的。当穿橙色马甲的工人们蹲在路边吃着盒饭时,旁边写字楼门口,一个年轻人接过了小哥手里的外卖。当挖掘机司机站在破碎的砖块上抽着烟,对面一个穿长裙的时髦女孩也在对着手机吞云吐雾。

  互联网金融中心大厦的夜班保安老冯就站在楼里,隔着玻璃,看着这个女孩,瞪大了双眼——在他的家乡小城,这样的小姑娘是不抽烟的。字节跳动是这座大厦最大的租户,租了 7 层。女孩是字节跳动的员工,抽完一支烟,上楼加班了。

  老冯 50 岁,来北京当保安 4 个月,一些事情让他匪夷所思。一次,一个小伙子告诉他,自己每天打车回家要花 80 块,公司报销。老冯看着门口这么多等着打车回家的人,激动不已,想象不出头条公司到底多有钱。“听说员工一个月挣 3 万,你想想头条的老板有多少资产,那就不是百万千万了,肯定得上亿!”

  老冯一个月工资 3000 块,不知道张一鸣是谁,对于字节跳动最近陷入的舆论漩涡也一无所知,他一次次向人提起的,是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大厦门口排队打车的盛况,和头条公司价值 50 元的盒饭。

  偶尔他也看到温情的故事。一个男人晚上十点半到楼下接妻子下班,因为妻子临时要加班,男人在一层和老冯默默地等了三个小时。

  他当然不知道 TikTok。最近,TikTok 被卖的消息频频传出,成了悬而未决的长连续剧。多家媒体报道,TikTok 如果被卖,字节跳动的市值会缩水至少 400 亿美元。分析的文章铺天盖地,但保安不是它们的受众。抖音用算法给他推荐了北方农田里的广场舞视频。

  中关村平静得跟从前一样。每天十点半,字节跳动的最后一班接驳车准时停下来,收工。这些 14 座中巴车,每天一趟又一趟地往返于字节跳动在北京的 23 个办公点,车身印了英文“bytebus”,颇有个性,是“bytedance”的衍生词。这家公司的国际化野心一直都在,却在所向披靡时遭遇大洋彼岸的铁腕,何去何从尚未可知。

  山雨欲来,那些写字楼里的几万员工似乎暂时没受到什么影响,话题拖得漫长,内部情绪很快平复。这股风给每个人带来的冲击不同。张一鸣在公司内网连发几封内部信,言辞恳切,一个字节跳动的员工在朋友圈默默写下三个字“挺过去”,另一个员工在楼下抽烟时笑着和同事说“卖了挺好,那么多钱”。

  外界传言 TikTok 的目标买家是微软。而在人们长久的揣测过后,今天,微软发布声明,字节跳动拒绝了其对 TikTok 的收购要约。这两家公司的谈判最终没达成,但无疑经历了一番较量。

  巧的是,互联网金融中心(丹棱街 1 号)对面,就是微软大厦(丹棱街 5 号)。微软的两座大厦由比尔盖茨亲自拍板、耗资 28 亿,当它在中关村拔地而起时,世界上还没有字节跳动这个名字。

  微软的 logo 高高挂在两幢大厦之上,在中关村西区的许多写字楼里,站在窗前往外一看,就看得到微软。

  字节跳动来得晚,在中关村西区没有自己的楼,没有竖起的牌子,员工分散在近十幢写字楼里,低调没有声响,只是在晚上十点后,人群从各个大楼里同时涌出,上去一问,字节跳动的。这像极了中国互联网崛起的样子,默默发力,而后崭露头角。

  从张朝阳、田溯宁们回国在中关村创业算起,中国互联网今年 25 岁。微软比整个中国互联网的进程整整快了 20 年。而字节跳动,是刚刚成立 8 年的互联网新秀,发展速度让世人瞩目。

  丹棱街 1 号和丹棱街 5 号,相隔不过 200 米,却有着几个小时的“时差”。两栋建筑本没什么交集。TikTok 的风波之下,才让人注意到,这两个在中关村不可忽视的存在,有着某种微妙的关系。

  字节跳动开发岗实习生杨东,刷了 200 多道算法题以后,经过四轮面试,终于来到字节跳动实习。他相信,自己如果刷够 600 道题,就一定可以去微软了。微软不用每天加班。

  晚上,当微软的产品经理 Lucy 回到家做完了一次瑜伽,杨东的小组会议才刚开始。电脑屏幕上微信图标闪烁了,他点开,只是群消息,有点失望。一个星期前,杨东交了女朋友。他没有很多时间陪她。上一次开会,到了十一点还没有结束,女友发来消息说实在熬不住了,今晚不聊天了。

  那是他第一次产生一个想法——不想留在字节跳动。他喜欢字节跳动的氛围,弹性、蓬勃、年轻,但不想为了公司的膨胀牺牲个体的生活。

  杨东参与了刚刚过去的 818 电商购物节。

  当 818 一天天临近,程序员们下班一天比一天晚——抖音准备在其中大显身手。写代码、修 bug、做压测,一夜一夜,大家熬红了眼睛,支撑起这家年轻公司蓬勃的欲望。

  数个团队奋战一星期后,抖音战绩不错。苏宁易购当天在抖音的直播带货 2.4 亿,创下抖音带货新纪录。一路飙升的数据让程序员们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比起 TikTok 的事情,日常的工作显然更重要,关系到业绩、薪资奖励、房子、车子、生活。

  杨东所在的小组决定团建轰趴,这天的行程表上,最后一项写到了夜里零点。不到十点,几个同事要提前离开,杨东加入了他们,打车回到了在中关村租的房子。路上,杨东听着大家抱怨加班、压力和安排到凌晨的团建,没有人提起 TikTok,那实在是很遥远。

  最好的庆祝,不是团建,是瘫在床上,睡上一整晚。杨东这么做了。

  身边人无一例外的忙。单身的,结了婚的,有孩子的,背着房贷的,没有人是轻松的。有人刚过 30 岁已经满头白发——他曾为了在加班以后能有自己的生活,长期报复性熬夜;有人满怀着迎来一个小生命的欣喜,却在每晚十点以后才能涌入排队打车的大流。

  公司命运混合着时代风雨,员工像是棚里一株一株的草,暂时还没感受到这场变动的威力,挣扎于自己的生活。字节跳动很年轻,在每个灯火通明的夜里成长起来,成为中国互联网的一张名片,这里面有每个深夜奋斗的年轻人的功劳。

  凌晨三四点,开夜车的滴滴司机们仍守在办公楼前等着接单。李素珍刚刚接到一单,去往二十多公里外的丰台。夜里开车容易困,她喜欢在车里放点音乐,乘客对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“把音乐关掉”。

  有人把奋斗作为生活指南,在加班中成就公司的宏大愿景,也成就自己在北京这座城市的每平米居所,尽管很多远在丰台、顺义、通州。

  有人身不由己。杨东手机里存了一张 955 的名单,大部分是外企。他还年轻,两年后,他可能会选择百度,当年 BAT 中的一员已经成为程序员眼中的“小而美”代表。他也把目光投向猿辅导,这家在线教育公司在前几天刚刚完成新一轮融资,估值已达 130 亿美元。

  在这个高速发展、不断内卷的互联网世界里,杨东不可能避开,只想在夹缝中能有多一厘一毫的空间,让自己舒服一点。

  追赶、挫折与失落

 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,公司也是如此。身处时代漩涡的,不只是字节跳动。

  如果你在晚上去理想国际大厦,会发现总有几层楼的灯亮着。这是中关村西区最贵的写字楼,价格达到 18 元/平米/天,如果租一整层,一年租金差不多要 5000 万,让许多公司望而却步。

  在中国互联网史上,理想国际大厦是一个传奇。新浪和爱国者的牌子在楼顶挂了十年,百度从这里走向纳斯达克敲钟,参观 ofo 的访问团连着一年络绎不绝。后来,随着北京市露出天际线的行动,理想国际大厦变得低调许多。

  2019 年 7 月,商汤搬到了理想国际大厦。三个月以后,美国宣布将 28 家中国企业实体加入“实体清单”,禁止这些企业购买美国产品和技术。商汤的名字出现在名单里。在这之前,美国已经把 114 家华为关联公司加入实体清单。

  华为、字节跳动与美国政府的纠缠相继成为近几年的焦点,而这阻力,或明或暗地落在了每一家科技公司的头上。

  商汤,这家创立于 2014 年的新秀,如今已经是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。关于上市的传闻没有断过,却一再搁置。外部局势风起云涌。一位熟悉商汤的人说,商汤本打算在 8 月放出酝酿已久的大动作,又不得不撤回了已经谈拢的宣发决定。

  风雨渗透到日常的工作中,做方案、做架构不得不把这些不稳定的因素考虑进去。刘昕带着十多个人的团队,感受到了变化和压力,工作日加班到十点是常事。

  但星期五,刘昕总是会准时下班。晚上八点半,他上了去往火车站的地铁。他看着上车下车的每一个人的匆忙,想着自己的家,这时候应该会飘着饭菜的香味。

  刘昕 32 岁,高级算法工程师,在北京 700 多万外来常住人口中,他绝对不是收入低的。但北京没有接纳他。他没有北京户口,没有北京牌照的车,他的房子、妻子和孩子在 100 公里外的天津。

  六年前,女儿出生,刘昕在成为爸爸的那一刻,做了一个决定——在天津买房。“不想在北京租着房攒钱,因为我希望我的孩子的童年是在同一个地方度过的,不要总是在搬家,我希望她长大了对从小生活的地方有怀念和依恋。”说这句话的时候,他语气温柔。这个一般人不会想到的原因,在他心里,排在“没有北京户口”的前面。

  天津的生活节奏比北京慢很多,他成全了孩子稳定安逸的童年,交换的代价是工作日的陪伴,这是他在每一个下班的晚上,回到出租屋,唯一感到有些揪心的事情。女儿马上要上小学了,现在每天吵着给他打电话,但他清楚地知道,孩子的心理依赖期,很快就会过去。

  刘昕没什么抱怨。他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农村,男人出去务工,女人和孩子留守,这在他的成长记忆里再正常不过了。他这一代,经过了奋斗,有了不错的收入,也只是半只脚逃出了这个圈。

  这是他在北京的第十年,疲惫,偶尔失落,常怀感激。他感恩北京,感恩中关村,他属于别处,却在这里被推着向前。他从没想过,自己的十年,也推动了这座城市向前。

  现在,九点半的高铁上,他只想着回到家,女儿会扑到他的怀里,来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
  凌晨一点,理想国际大厦一层,蔚来中心的大 logo 亮着,这里的灯彻夜不熄。展厅外面,是蔚来汽车的免费换电站,马强在这里值夜班。一辆车倒车入库、换电、出库的过程需要 7 分钟,上一个夜班,马强要为 30 多辆车换电。

  马强需要在夜里保持足够的清醒。他迎来一个又一个深夜下班的人,7 分钟之后和他们告别。快要 30 岁的马强,不知道蔚来的理想是什么,他自己的理想就是在外面闯荡。他在老家张家口的县城里买了房子,却并不想回去。

  蔚来的确有着自己的理想,它的目标是“中国特斯拉”。然而,就如微软一样,特斯拉进入中国市场时,中国的造车新势力还是一篇空白。那时候,没有蔚来,也没有小鹏和理想汽车。

  蔚来与特斯拉没有站在同一起跑线。经历了连年亏损、月销只有千台、资金链差点断裂,今年 8 月,蔚来公布了 2020 年 Q2 财报,毛利率终于转正,结束了卖一辆亏一辆的漫长历史。CEO 李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:“我们从重症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。”

  但蔚来与特斯拉的距离,越来越远。今年以来,特斯拉的股价涨了近五倍,市值冲破 4400 亿美元。虽然今年蔚来股价涨幅也超过四倍,而市值也不过涨到了 230 亿美元,仅约为特斯拉的二十分之一。

  距离蔚来不到 600 米的海龙大厦,挂着“地平线”的牌子,这是近年来中国发展势头不错的人工智能芯片公司。2015 年,它在海龙大厦三层有了第一间办公室。

  之前,芯片还没这么受关注的时候,地平线的对外介绍是“AI 时代的英特尔”——显得直观而雄心勃勃。而后来,英特尔投资了地平线。

  “超英赶美”曾经是一个时代的口号,它代表了亿万人热切的盼望,却在那个时代更多沦为徒劳的呐喊。当真正崛起之时,这呐喊声越来越小了。如今,地平线对外介绍更多是“中国估值最高的 AI 芯片公司”。在 2019 年 2 月,地平线官宣了一轮 6 亿美元的新融资,估值超过 30 亿美元。

  在地平线之后,旷视、字节的团队也相继搬进来,海龙大厦显得拥挤。地平线的客户拜访,有时候就在楼下人声嘈杂的星巴克里进行。

  星巴克的人来来往往,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老舍说的“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”。你会听到人们谈生意合作,目标明确,直入主题;听到人们传着互联网圈子里捕风捉影的新闻,某家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公司要做芯片,某个大公司的高管要离职;听到没打定主意的程序员小心翼翼地试探薪资和工作内容,想要跳槽;也会无意间听到年轻人聊日常的琐事、聊生活的压力、聊感情。听见客套、吐槽、真实的忧愁和快乐,比沉默的夜鲜活许多。

  中关村不再“狂”

  在中关村的人,不是所有人都有抗下时代重任的想法,却不约而同地见证、塑造、改变了一个时代。

  张承志在《北方的河》中写:“我相信,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为我们总结的:那时,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奋斗、思考、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。”

  最早推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那代人的奋斗和思考早已被歌颂过。正如当年瀛海威在这里竖起广告牌“中国距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?1500 米”,中关村是中国互联网毋庸置疑的地标。

  后来,它不断在变,有人说它失落了,消沉了,如泰坦尼克沉没于历史的大浪。

  中关村位于四环,汇聚了全北京最强的人才力量,坐拥清华、北大、人大等名校,占尽天时地利人和,但已经容不下规模庞大的互联网巨头们将这里作为大本营。

  新浪、百度、京东……这些中关村西区崛起的互联网行业传奇,在近十年的时间里,陆续搬到了更远的地方,建起了自己的大楼。

  金筱渝是撤离中关村的大军的一员。他 2010 年进入北京腾讯,在中关村工作。2019 年,腾讯在西北旺后厂村建成的北京总部大楼正式启用,他离开了中关村。几个月后,他离开了腾讯,离开了北京。

  他跳槽了——赶在了 35 岁之前。35 岁这根线,在互联网行业不算秘密。“自己心态一直很年轻,35 岁焦虑是社会强加给你的。找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,35 岁就是分水岭。”犹豫、纠结、思索再三,金筱渝选择在 34 岁迈出一步,结束在腾讯的十年。

  很多回忆留在了这里。“那是腾讯高速发展的十年,也是我最美好的十年。”他说起来刚进腾讯的那几年,难掩兴奋,“每天都是新的。每一个提出来的想法都可能被实现,那种成就感真的很棒。”

  做资讯内容运营,上班时间早 7 晚 10,很辛苦。但他对那段青春的日子的描述,正面得让人难以置信。“每天早上醒来,想到要去上班就很开心。”

  这开心,像一条抛物线,在 2015 年左右达到最高点,然后缓缓地落下去,再没起来。后来,加班变得难以忍受。公司体系越来越庞大,工具越来越复杂,金筱渝的成就感越来越低。工作,最后只剩下难以完成的 KPI。

  “互联网增长变慢了,工作再也没有当初的激情了。”

  在腾讯的十年,金筱渝的薪资涨了七倍。他早早在二线城市买好了房,他没想过在北京定居,而是把钱拿出来去外面的世界旅行。他崇尚单身,换个城市工作,无非就是多搬一趟家,没有什么大不了。他没什么压力,但他说,没有安全感。

  安全感,这是他提起 35 岁焦虑时常常提到的词。这安全感,腾讯没有给他,北京没有给他。现在,他在南京,那里的一家公司给他开出了更好的待遇。他说,现在的工作还是没有给他安全感。

  当被问到什么能给他安全感,他思索了一会儿,说:“是意义吧。”

  十年恍然而过,“意义”变成了一个越来越飘渺的词。

  金筱渝看到了腾讯微博 9 月 28 日将关停的通知,有点意外,他想起来自己家里有一件腾讯微博的文化衫,那是腾讯微博的起点,也是他在腾讯十年的起点。腾讯微博黯然退场,当年公司内部的活跃和希望已经很遥远,他怀念,然后感慨,“人到最后,能剩下什么呢?”

  徐雨薇还留在中关村。她曾在 2016-2017 年参与了 ofo 闪闪发光的日子。那时,ofo 的 logo 也高高悬挂在理想国际大厦的楼顶。现在,还是会有人带着猎奇问起这家昙花一现的互联网新星,她不愿多提起那段日子,她曾把梦想留在那里。

  如今她在中国互联网势头最猛的字节跳动工作,与原来 ofo 的办公地相隔不过几百米。但中关村的梦想似乎已与她无关。“现在我觉得,控制好自己的体重,也能带来成就感。”

  在中关村,个体的无力随处可见,如徐雨薇,如今已不再想着改变什么。加班的人常常想到挣脱与逃离,却在一夜一夜的工作中,汇成行业发展的推动力。

  中关村西区有 57 座楼宇,10 万余名员工,下班时,汹涌的人群从耀眼的日光灯中走向黑夜,钻进汽车,他们大多沉默着不说话,随后被淹没在城市或郊区每一处的夜幕里。

  这里有过诸多造富故事和英雄梦想,也有过诸多觉得被历史选中的狂人。

  但现在,深夜的晚高峰、周末的电脑风扇轰鸣,业绩数字仍然在涨,却不再有青春荷尔蒙的气息。曾在新浪做编辑的李根还记得当年夕阳下,每天都有创业者与“中关村”的牌子合影。狂热的创业者有时会跑到新浪,天花乱坠地讲起自己的 idea,求媒体报道。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。

  如今,跟中国互联网格局日渐明显的沉稳固化一样,中关村也在告别草莽和野蛮生长,像金筱渝当年一样“想到上班就开心”的人,很难找到了。

  中关村不再“狂”,它沉默地记录下中国互联网今天遭遇的抵抗。黑夜里还是有自命不凡的人,带着改变一个时代的使命,低调,小心翼翼;而对更多的人来说,外面的风云,只是场躲不过的烦人的雨,在深夜回家时被淋湿,甚至被溅一身泥。

  深夜,从 live house 回到中关村的卢宇霄,路过爱奇艺大厦,路边立着《乐队的夏天》的广告牌,这一季有一支乐队是他的朋友们的乐队,他没想过会在节目上看到他们。

  此时,他躺在床上,live house 的摇滚乐带来的澎湃已经过去。明天,他又会回到格子间,忘记自己曾经是大学乐队里的吉他手。

  同事张文哲在办公室,拿出一张纸,一瓶胶水,一把剪刀,折叠,翻转,想不通空间的扭曲和变换。办公室的人都下班了,他做着数学家的梦。

  杨东和女友打着视频电话,谈着自己对未来的规划。他给她看了自己的“955 名单”。杨东说,以后我们结婚了,就离开中关村。

  (应受访者要求,部分人物使用化名)

  文/褚杏娟   来源:InfoQ (ID:infoqchina)   视频会议的故事,才刚刚开始。   虽然已经退出中国市场,但是 Zoom 的发展依旧吸引着国内大众的目光。   9 月 1 日,Zoom 股价暴涨超 40%,公司市值急升至 1300 亿美元(约 8800 亿人民币)左右,一举超越 IBM 成为美国科技股的新传奇。50 岁的创始人袁征,身家也随之水涨船高,在 9 月 8 日福布斯发布的美国富人榜中,以 110 亿美元的资产排名第 43 位。 Zoom 股票走势图,来源:同花顺   “人们想要的是一个他们喜欢的工具”   虽然背靠硅谷,但 Zoom 并......Next article READ